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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牛:你从哪里来?朋友!
2018-07-13 11:47:29 来源:丑牛 作者:丑牛 【 】 浏览:95次 评论:0

你从哪里来?朋友!

——对十大精英《中国改革30年的思考》的思考

丑  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今年初举办七届新年论坛,请了十位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评价、展望进行了思考。张维迎院长说:“这是一次场面精采、论题深刻的盛会,将对未来改革的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张先生因此把这次精英论坛的演讲和代表论著,编成了一本书:《中国改革开放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在书的封签上还特别标明,这是一本“破解改革迷局的权威论著”。

又是“权威”,又是“破改迷局”,我是抱着求知心情来读这本书的。哪知捧读再三,却疑团重重,产生出了更多的“迷局”。写出来,求教于“论坛”诸公。

我不懂经济学,怎敢妄评大经济学家的权威论著。我只是一个多年来从事采访的记者。我是把“权威”论著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验证、考察的。

改革的新纪元:1840年?

陈志武教授把他演讲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160年》。“为什么说‘改革开放160年’?道理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的话,差不多是160年。”

“鸦片战争”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南京条约”是什么?逼中国改革开放!?

这种“权威论著”,真叫人大吃一惊。,原来“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却是光荣;“南京条约”带给中国的屈辱,却是福音。

为了阐明今天改革开放就是1840年“改革开放”的延续和继承,陈教授说:是英国人在1840年用海军(他讳言“炮舰”)开始的,美国人今天用规则(他讳言“普世价值”)来推行。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近来,也有一些精英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不久前,有14位学者联名建议人大设改革开放纪日,并在北京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在《建议》中写道:“从1840年开始,中国又开始了从绝对专制主义向现代人类文明转型,中国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浮时沉……”“开”是什么?“闭”是什么?“浮”是什么?“沉”是什么?很显然,抵抗入侵者就是“闭”,妥协投降就是“开”;革命就是“沉”,卖国就是“浮”。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成了反动派;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倒成了英雄。

如果这十四位学者的建议获得人大通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立起纪念碑来,另一座纪念碑就得摧毁,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该碑碑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注意,也是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陈志武先生意识到了吗?你说的“改革开放160年”,正是帝国主义者百多年来,一直到今天还未放弃的行动和梦想。中国人决不会选择这样的“改革开放”,这是一条亡国之路。

田园“序曲”的“尾声”是分田卖地

在“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的对话中,主持人要“论坛”精英就改革开放30年来让你感觉到最满意或最成功的有哪三项。厉以宁老院长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一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特别赞扬了“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的18位按血手印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选择了大包干,不久就在全国推广,财富涌现出来了,鸡蛋、花生米、猪肉、香油都有了。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周其仁教授也说:“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两端发力,把整个神州大地,卷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

这个“序幕”升起之后,下面的戏是怎样演的呢?“论坛”诸公在纵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时,对这样的大事,却“避而不论”。

让我们简略地叙述序幕开启后剧情的发展吧:

推行“大包干”后,小岗村人确实过了几年温饱的日子,城里人也可以不凭票买得到鸡、肉、鱼、油和花生米了;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也春笋般地冒出来了;贩卖农产品的“老板”在城市里喊得很响亮了;城里的“工商”为他们盖起了“集贸市场”,“乌龟大王”、“板栗大王”、“鱼大王”、“海鲜大王”、“花生米大王”、“香菇大王”……有的城市称“八大王”,有的城市称“九大王”或“十大王”。他们对农产品市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记得在武汉市至少连续两个春节,市长请“大王”们吃年饭,希望他们满足供应,平抑物价。他们也确实掌控了“定价权”。

但到90年代初,当城市的市场敞开后,农民个体户就纷纷败走,“万元户”消失了,“八大王”、“九大王”有的消失了,有的还犯了各种法被抓起来了。从个体户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几乎全线崩溃,连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小农业,在丛林法则的支配下,风雨飘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争来的“承包地”,大量地抛荒。负担太重了,生产资料涨价了,种田亏本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日益恶化,干群关系,日趋紧张。

我有位朋友,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有次,我下乡去拜访。我问他:“现在田地全包给个人了,用不着天天抓生产了,你们忙些什么呢?”他说:“比过去还忙哩!”我问他“忙什么?”他调侃地说:“第一要钱,第二要命”。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共产党的干部怎能如此做。他说,现在国家对乡镇是“包税”了,完不成,工资也发不了,有时借钱上交去完成任务,我们不整天去要钱连自己也难于生存下去;至于“要命”,这是群众加在我们身上的话,是抓“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的工作,过去抓党支部、抓生产队长、抓各级妇联,现在农村是“各顾各”了,只有一家一户去做工作,一听说谁家怀了第二胎,得赶紧上门,顶牛、扯皮,我们头上有一把尚方宝剑——“一票否决”制,难免急躁、粗暴。

一位省级干部退下来后回乡省亲。房族的老人给他讲心里话:“部长啊!过去你们革命是为穷人翻身打天下,今天穷人还是穷人啊。你到县里大牢里去看一看,关的是些什么人,都是交不起钱的困难户!”

1998年,亲历了这一改革过程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着热泪给朱鎔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后来成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真是石破天惊,揭开了“大包干”后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的幕后。尽管李昌平为此丢了乌纱,流落他乡,但“三农”问题,却一下成为政坛上的热门话题,最终被列为党在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进入新世纪,让研究农村工作的权威学者们大惑不解的一件事发生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大包干”的小岗村,竟三次派出代表团访问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南街村也是农村改革的产物,不过,它强调的不是“分”,而是“统”。因为中央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他们借这句话,竟搞起了“集体经济”,而且,很快把分田到户单干的“大包干”村,全甩到后边去了。华西、半壁店、刘庄、七里营、周庄、大寨、洪林、官桥八组、韩村河……据说全国有七千多这样实行集体经济的村庄,他们都富了,而且富得让全世界都用羡慕的眼光来参观、报道,光南街村每年要接待30万游客。

小岗村人这种“大逆不道”,引起主流精英的一片嘘声,但新华社却如实地进行了报道:《每日电讯报》通栏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五行字的标题是:《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消息的导语写道:

“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开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历史性变革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革命——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小岗村人“新的革命”并不像第一次按血手印那样受到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可,而是遭到主流精英经济学家们的齐声“谴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先生在南方某大报发表文章称:“著名的小岗村人访问更为著名的南街村时,表示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在我看来,小岗村的领导人有些迷糊”。

随即,由省里派到小岗村的党委书记立即表态:去南街村只是想学他们的团结进取精神。

小岗村人采用了厉以宁先生的“股田制”,“公司+家户”制,请上海的公司来办养猪厂,没办成,又请了好几家“公司”来加农户,也半途而废,最后还是张家港市的长江村集体送给他们80亩葡萄园,各户去栽培,发展到了400多亩,丰收了又卖不出去,小岗人又只好各奔前程,甚至有家媳妇,仍然像当地民歌“凤阳花鼓”中所唱的“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三农”问题虽然列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迄今七、八年了,还没摸出一条解决之路。在此期间,世界顶级经济学家林毅夫发出了一个好主义,搞“新农村建设运动”。党内最老资格的农村工作专家杜润先生赞成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一连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推广小岗村的“大包干”也是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但效果却不像当年“大包干”一样,得到普遍推行,从报纸上看,也没有办出一个成功的典范。

这次精英论坛上,倒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土地私有化,把土地产权交给农民。吴敬琏先生讲道:“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都知道一个公认的道理,就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财富特别不够,他们贫穷的关键是因为产权不明确,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产,就拿一个涉及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产权这个问题来说……有人主张把土地产权还给农民,比如我的提法是,把“田间权”(永久的使用权),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级差地租相联系的产权还给农民。”“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像种田大户的加速形成,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生产资金和生活资金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厉以宁老院长除了赞同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外,还提到农民的宅基地:“把宅基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面积相当的一套住宅),加上城市的户口,再加上城市的低保。换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城了”。(厉先生这个主意实在是高,真有才,农民该高喊厉股份万岁了)国防大学的辛子陵研究员更高、更有才,他说,把土地交给农民,每亩卖一百万元,一家人几亩土地,就是几百万元,农民不是一下就富了吗?(异想天开!)

让我们从幻想的“天方夜谭”神话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看一看吧:

在农村,土地流转早就在悄悄激烈地进行,从来就没有“三十年不变”过。据粗略统计,到今天,已有八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非农非工,像幽灵般徘徊在城乡之间。他们中有多少人在“创业”?他们过着比一般农民工更悲惨的生活。他们没有土地作后盾,就失去了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失去了找不到工作时的最后保障,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无数的暴力群体事件,都是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在对农民土地的抢夺中,已经出现了大地主,已经出现了地产大锷。连国际财团也在觊觎中国农民的土地,厉以宁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如果资本想掠夺这片土地,唯一的办法是“土地私有化”。

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在网站上发了一篇文章:《耕者无其田:中国农村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揭露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和中国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的真象:他们托辞是“耕者有其田”,而其真实本质是为资本夺取中国土地大开方便之门。他特别揭露了“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全世界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保护世界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个研究所“在中国青睐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制定者”。

我们可敬的权威经济学家们,你们完全知道国际资本推动“中国土地私有化”的目的,你们完全知道资本早期的“圈地”运动是怎么回事,你们完全知道中国大地产商和大地主是怎么形成的,但你们还是用“海市蜃楼”来忽悠中国农民,难怪长期研究中国农村政策的李昌平先生发出一声怒吼:“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支持这种“血性”的呼喊。

国企该死么

国企改制是受农村“大包干”的启示,把“包”字请进城来而开始的。那时到处欢呼:“一包就灵”。在工矿企业,层层发包一直到生产小组,和农村一样,一时“激励”起了职工们的个人积极性,推行了二、三年之后,不对头了,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是把集体资产掏空,职工的个人积极性是把国家资产掏空。北京首钢是最早引进“包”字进行管理的,结果是最先从国企挖出了几条著名的大蛀虫。

接着是“放权”和“双轨制”来刺激企业的积极性,结果是催生了第一批权贵资本和寻租权力而获得暴利的资本家的诞生。国企,开始了在改革开放中的艰难跋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按计划经济运行的国企,难于生存。于是,对国企改革的“攻坚战”打响了。为什么叫“攻坚”?国企垮下来,会造成许多社会灾难,大批工人的失业(起了一个新名词——“下岗”)大批老工人及其家属陷入贫困(又起了一个新名词“弱势群体”)。怎么办?破产、破产、破产,卖、卖、卖。一批耀眼的经济学新星在中国大地升起,曹思源(曹大胆、曹破产),吴敬琏(吴市场)、厉以宁(厉股份)……。接下来是一批政府官员,参予诅咒国企。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后因贪污、重婚等罪入狱)是皎皎者,他作为政府部级要员,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退到什么地步?退出市场竞争性领域。在这次论坛上,提得更“精确”:“国有资产都应从经营性领域里退下来”。这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好家伙,资本主义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统天下。这就是“国企改革”么!

张维迎先生是这样来阐述这场“大变化”的: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高成本、产权不明晰,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据以消灭国企的“天经地义”。果真为此吗?

我曾经和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探讨过这一问题,他曾经长期领导过武汉市的经济工作。他思索了一会严肃地回答我:“你站在武汉的长江大桥上,极目武汉的几座跨江大桥。一桥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仅近年来桥面维修过一次;二桥、三桥是市场化的产物,从一建成,就开始修修补补,二桥做了不到三年,就大修;白沙洲大桥不能走载重汽车,一走路面就整体滑动。从可比成本来看,现在要多花一倍的钱,还要赔进去几个市、处级干部坐班房”。

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曾经是武汉人的骄傲,武汉人每家每户餐桌上都有“肉联”的猪、牛、羊肉,火腿肠、香肠,从没有出现过病猪、死猪、撬猪、母猪等恐慌,“放心肉”工程是市场化的产物。

他的效率怎样呢?我只举出一项:“肉联”建成后,第一个生产目标是“白肉无成本”。猪身上的毛,叫猪鬃,国际上供不应求;猪脑中的下垂体,贵重药物原料,洗下的胃液……制药原料,联合体办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制药厂,猪的肠子,制成了肠衣,猪的蹄壳,制成了明胶片……连猪粪也制成颗粒肥料和沼气。职工们开玩笑地说:“除了猪的声音我们都用上了”。这样一来,卖的白肉就是净赚的了。当时的肉联,一片生机蓬勃,“肉联”的足球队,“肉联”的乐团总是争霸江城。

今日“肉联”已是一片萋萋荒草了,它的确是败于市场经济,但决不是它的低效率、高成本、没有竞争力。首先是人民公社的解体,乡镇各级食品公司、所的消失,斩断了它的供应链,二是外贸进出口公司和地方商业部门的改制,掐断了它的出口销售链。它能活吗?

为了证明这种情况并不是 “个案”,我再举出一个在武汉市有代表性大企业的例子——“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

“武重”在武汉赫然有名,仅次于“武钢”。建成时是“亚洲第一”。产品不仅武装了我国的机械业,还占据了亚非市场,甚至卖到一些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大潮中,它萧条了。世纪初,武重的工人就打起“我们要活命”的旗帜静坐街头。恰巧我遇到一位在武重担任经济师的朋友。

我问他:“你们武重的工人为何捧着金饭碗要饭啊?”

他苦笑着说:“没活干啊”!

我说:“人家说你们没有竞争力,该熄火!”

他争辩说:“谁说的,我们还有一个车间,做尖端国防产品”。

我说:“那为什么没活干呢?”

他说:“一汽建设买我们的设备,二汽也是这样。现在你看沌口开发区几大一片新工厂,设备该我们做几年的了。人家是外国投资,设备、技术、甚至零部件,都是进口,厂子还没建成人家的机床设备就销售过来了,人家的厂子活了,我们就只有干瞪眼”。

还有一种国企行业是死于“肠梗阻”,比如农机制造业。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小农生产用不着农业机械了,湖北拖拉机厂的“神牛”,武汉柴油机厂的“6-8”动力机,武拖的“手扶”……洛阳拖拉机厂的“东方红”……当时是三班倒地生产还满足不了市场供应。如今,这些厂区也是一片凄凉了。

在这次论坛上,他们对国企的衰落和死亡,简直是一片欢呼雀跃,认为是“产权明晰”论的胜利,是“冰棍消融”理论的胜利,是人类永恒“普世价值”法则的胜利。

但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又普遍地感到忧心忡忡。张维迎先生讲道: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纷纷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张先生这里一大段论述,所指的是什么我们将要在下面分析。这里只谈他们所忧虑的“国进民退”问题。

近年来,“国进”、“国强”确实是一个可喜的现实,但“民退”却不是他们所说的“政策在变”,而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请问“长三角”“珠三角”的萧条是关闭改革开放之路带来的么!这完全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小企业的危机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的结果么!不,这恰是“丛林法则”的结果。

国企在经历了市场化的阵痛之后,凭着国企的优势,在市场的搏弈中复甦,发展起来,壮大起来。东北重工业地区开始摆脱了困境,迈步向前了,比如哈尔滨的量刃具工业;武汉的“武字头”企业,在2001年武汉市发了一份红头文件中,要求到2003年底全部改制完毕,但“武字头”的国企现在却重振雄风,前不久,“武重”“武锅”(锅炉厂)、长江动力集团(原基础是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组合成“武汉重工”集团。生产重型大型的成套设备,首先要争回“亚洲第一”。“武钢”呢,近年来可说是高歌猛进了。整合了“冶钢”(大冶),“鄂钢”(鄂州),早年还整合了“汉轧”(汉阳轧钢厂)和“武薄”(武汉冷轧薄板厂),又进军“柳钢”(柳州),前不久,与广西钢铁公司签定协议,共同在边陲防城建立大型钢铁基地。

在这次论坛上,经济学家们对国企的强大,大肆污蔑和指责,张维迎先生“证明”国企是两极分化的来源,凡是国企集中的地区基尼系数就高。“我的一个简单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大‘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亏损了就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在这次论坛上张维迎等人对国企的攻击、诬蔑已近疯狂,连国企的员工也成了寻租者了。他们完全忘记:把国企和政府分开,成为独立经济法人,是改革家提出来的;拉开距离,实行激励机制也是改革家提出来的;不再上交利润,利改税也是改革家提出来的。你们说,只有这样才能搞活国企;而一旦国企活起来了,还活得强大了,你们又要把它打翻在地,为什么这么多赚钱的事,不让资本家来赚啊!国企赚的钱,都由“头头脑脑”们分了。有这样的事,但只是个别人干的坏事。国企赚的钱,让国企做大、做强了,你们却要“反垄断”,甚至要国企赶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来。

中国存在最大、最可怕的“垄断”应是跨国集团,他们正在控制着中国一个又一个的行业龙头企业,国企的做大做强,就有力地应对这种危险,跨国集团把中国国企的强大,惊呼着是“来自中国的威协”。你们对跨国集团的“垄断”,赞扬备至,从来没听你们说一句要中国人提高警惕的话,却对中国打破外来的垄断,就横加指责。在这次“论坛”上你们一再指斥“中石油”等的“垄断”,并对它进入世界百强愤愤不平。但你们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如果不是中石油,在油价由国际石油巨头们操纵下剧烈地波动时,中国的石油市场能如此平稳吗?你们究竟在帮谁讲话啊!

前几天(2008年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举行了五十周年的大庆,省、市主要领导人参加庆祝会,中央领导人也来电来信祝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在讲话中 赞扬武钢,是中国“钢铁的脊梁”,50年来,实现利税1014亿元,其中上缴国家692.92亿元,是国家对武钢总投资的10.86倍。他表示“湖北省与武钢共生共荣、息息相关”。“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武钢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并积极围绕武钢抓配套、围绕武钢来发展”。

论坛诸公,你们听到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湖北武汉人对武钢的欢庆,以及武钢发展的现实,你们该作何感想。扬子江边的工人在掌你们在北京高等学府里胡说八道精英们的嘴吧了!


当北京主流精英学者们在最高“学术殿堂”里攻击国企时,武汉人民、武钢职工却欢庆武钢的高歌猛进。

政府应当是“守夜人”!?

张维迎院长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政府决策和企业家决策有什么不同呢?张先生说道:“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政府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识,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投资”。

张维迎先生讲的企业家的投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且是利润最大化,这不错;但讲到政府官员的决策时,却没有一句是真话,而且全是胡说八道。如果“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今天还会有国营企业吗!中国社会早就应该崩溃了。说政府官员要算“所谓‘社会账’”这确是与企业家的一大不同之处,不是“所谓”,而是认真的算“社会账”,这里的“社会”,应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政府和企业家有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你们要削减政府权力,而政府不会把这个权力让给你们的焦点所在。

两年前,广州市领导人对房地产开发作了一次讲话,要房地产商搞“安居工程”,不要光盖豪华别墅;有的地方还出台了政策,规定了“小套房”和“经济房”的比例。房地产大锷任志强先生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回应:“房地产开发不是为了‘扶贫’,要知道盖房子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这就把话说绝了。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为什么一方面是“天下寒士“望房兴叹,一方面温州炒房团到了哪里,那里的房价就陡然飙升。我们在豪宅林立之区,看到一幅奇特景象:空炒的房子,比入住的分子多得多。政府不得不干预“房市”,这就是“经济房”计划的出台背景。

在这次精英论坛上,几乎所有与会学者都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几乎完全一致地要求剥夺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要求政府从经营性经济领域完全退出,他们对政府仍然掌握着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着大量的审批权力,很是痛恨。因此,他们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对象是“领导改革者”的政府本身,而“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

“民众创业自由”现在可说是普遍了,一元钱也可以注册创业了。问题是政府要不要管,我这里举湖北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著名世界的神农架,我们祖先保留下来的一大片原始森林。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砍伐树木,人们形容说:路通到哪里,原始森林就消失到哪里。滥采乱捕,一些珍稀动植物资源破坏了。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专家的研讨会,一位林学家说:“这片土地怎么保护啊!依我看,封闭起来。研究气候、研究生物、研究水利、研究地质……简直是大自然的知识宝库。气象学家把这里看成是调节气候的枢纽带;水利学家说它是一座宏伟的天然水库;生态学家把它看成是华中的“绿肺”;建材商说它是高档木材基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建材商可以占有它,因为他可以掏钱把它买走。为了子孙万代,要求上级授权林区政府:“首要的职责是保护”。

第二个例子是鄂西北磷矿的开发,这里是全国三大磷矿之一,磷,是世界上稀缺的矿种,又是国防、农业、日用化工的必需原料。工业强国都在争夺磷矿资源。因此磷矿一开发,就引来了“八方诸候会荆楚”,大大小小的矿井,漫山遍野地开挖,黄磷厂山山扎营。一时间,这里的黄烟敞日,清溪泛黄,满目疮痍。采一吨富矿、抛九吨贫矿;炼一吨黄磷,耗15000千瓦的电,卖给外商万元一吨,能源成本就耗了60-70%,外商买去加工成磷精细化工产品,价格就翻了五、六倍卖给我们。污染,能耗也都留给了我们。但在这里一下子就产生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连基层政权的干部也加入了“暴富”行列。省地矿局专家估计,用不到十年,“宝地”就撤底消失了。

怎么办?省委、省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整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作出批示:

“宁可不采,不可乱采;宁可不挖,不可乱挖;宁可少一些税收,少一些工业增长,矿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吃子孙饭,求得眼前发展”。

一些被请出场的投资者愤然地说:“这简直是计划经济啊,过去赚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连省长也管起来了。负责整合的省经委主任陈旭东回答说:“作为湖北极少数的优势资源,磷矿产业整合要坚持政府主导,而且是省政府主导。行政手段要和经济手段结合运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采矿企业和加工企业‘两张皮’的问题,从根本上遏制采富弃贫,乱采滥挖,扶持优势企业做大做强”。

两年后,矿区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几家磷精细化工企业强大起来。

要政府完全退出经营性经济领域,行吗?

我们不知道这些大经济学家们是否潜心研究过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在这次论坛上他们讲的多是“洋话”,他们用新自由主义的眼光来评判中国。他们指控中国政府仍掌控着大量的国家资源和土地资源,掌控着大量“审批”的权力,逼着“创业者”去向权力寻租,这就导致了腐败。厉以宁先生还狠狠地加上一句:“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这里,我附带向厉以宁老先生进一言:如果你没有在中国政府里具有影响的资格权力,人家会付给你独立董事之类的薪酬么?)

陈良宇案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是权力的扩大需要寻租资本,造就了腐败;而是资本的扩大需要寻租权力,导致了腐败。你们要政府把权力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资本家),那你们连“寻租”的资本也可以全免了。上海的社保基金进入市场,由你们去享用;上海的土地,由你们去自由买卖,天价豪宅盖起来。这种“自由”催生了多少个亿万富翁!老百姓怎办?去找“市长”论理,市长说:“不找市长找市场,我只是守夜人而已也。”这还是“人民政府”吗?我不是危言耸听,还真有一位在任省长,到处就喊这样的口号:“产业第一,企业家是老大,政府是保姆”。人民呢?算老几!

“理性思考”为何遭到“大众暴政”

张维迎先生在这本书的末篇,推出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作为这次论坛精英们对“大众”反思改革30年的反批判。他们把自己的论点,叫做“理性的思考”,把对他们的批判,叫做“血性”的“大众暴政”。

文章一开头,他就对大众对改革30年的反思定性:“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张先生把他的“理性思考”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必须尽量超脱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

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三、不能把直觉代替逻辑分析;

四、实施一项变革改革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

张先生把“理性思考”归结为四大类,从逻辑学来看,简直有些不伦不类,但一读到张先生的阐述,就明白了他的“腹内机谋”。

张先生的“理性思考”第一条是超脱,怎样超脱呢?“不能农民只想农民的利益,工人只想工人的利益,穷人只想穷人的利益,富人只想富人的利益”。世界上有没有一种“超人”,代表着各种人的利益呢?我看是不会有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党,那么多的派呢?原来张先生的“超脱”是为了保护少数精英的利益,他说得十分明白:“如果只从自身的利益来评判是非……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真不假,穷人总是多数,富人总是少数,在改革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百分之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还不就形成了“反理性”的“大众暴政”么!

张先生的“理性思考”第二条是,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张先生指的不可行的“理想目标”是什么?“一项政策”是什么。他只假设了一种虚幻状况来论证:假定这个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A种状况各得100元,B种状况甲得120元,乙得180元,C种状况是各得150元。A种状况双方都没有增长,B种状况都有增长,但有差异,C种状况不可行,B就是最好的选择。张先生何必小心翼翼,你大可以把话挑明;第一种状况是平均主义,大家都穷,第二种状况,是激励制度形成差异,但改革使普遍受益;第三种是共同富裕,不可行。张先生,既然是“理性思考”,为什么又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呢?平安保险的老总说他月薪6000万元是“物有所值”,国资委的主任说拿4600万元激励国企高管,换来了利润1500亿元,比你“坦然”得多。当然,他们也遇到了“血性”和“大众暴政”。但他们都不敢说自己是“理性思考”,是“超阶级的”。因为他们和你毕竟不一样,头上有代表无产阶级的花环。

张先生“理性思考”的第三条是不能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这是哲学上的认识论,不是张先生的创造,但张先生借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却把文章做歪了,他想推销的是国家不能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国产药在市场上就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这是“理性思考”么,其实高药价的来源,是医疗的市场化,越是高价药,医院的回扣越高,哪种药定了价,这种药就撤下来了,换了一种改头换面的同类高价药。国家不整顿,行吗?当然,限价只是治标,不能治本,但你张先生说高药价合理,应“理性”看待。你睁开眼来看一看,动脑子想一想,再去“逻辑推理”不是更好一些么!这也难怪啊,你的“理性思维”本来是要推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合乎逻辑”。这和你前不久推出的,“为了穷人上得起学,需要高学费”的“逻辑”思维是一样的荒唐。

张先生“理性思考”的第四点是:“实施一项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这个命题就值得商讨了,但张先生的行文,却更值得商讨。张先生举了两个“向前看”的例子:

一个是讲中日关系的。他说:“如果是记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考虑什么是对中国未来最好的选择,我们就不应该与日本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就应该抵制日货,但这样做只能是双输,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张先生故意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混在一起,把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政治混在一起,这样把水一搅浑,就可以反诬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思潮的批判,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我们对日本人民从来是友好的,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带来巨大的浩劫,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免除了战争赔款,发展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邦交的恶化,首先是日本政府领导人的反华、辱华言论,几任首相、朝拜供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事件、掳虐中国劳工事件拒不承认,甚至芦沟桥事件也不承认是“侵略”而只是“进入”中国。是日本右翼一再美化军国主义,你张维迎先生是大学问家,不知道吗?你批评中国人不会“向前看”,看什么呢?看“大东亚共荣圈”的再现。

第二个“向前看”的例子是“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违法’行为,只能以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才能把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这个例子讲得实在迷糊,你就干脆直说吧:“不要再去追究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不然整个社会就陷入‘违法陷阱’。”为什么不好意思说,你自己大概也有点难以为情,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了。“原罪”如何处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完全不追究,恐怕不合你们一再高唱的“法治”精神,说一追究就会让整个社会落入“违法陷阱”,太危言耸听的了,“整个社会”都“违法”了,而且是“陷阱”,谁设的“陷阱”,共产党设的,还是政府设的?“原罪”如何叫“罪”,因为他做的事违法,法是“法网”不是“陷阱”,你张先生用这个词太阴险了:“原罪”是遭人“陷害”造成的。周正毅是这样的吗?顾雏军是这样的吗?张荣坤是这样的吗?他们都可以纳入“原罪”啊!

张先生的“理性思考”“向前看”,原来如此啊!“真有才”。

还有更奇妙的哩,张先生可以在“理性思考”的魔方里,把“悖论”变成“正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讲了五点“悖论”的“困惑”和“破解”。我们只讲其中之一,看张先生的戏法是怎样变的。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更接近于按平均劳动生产率支付工资,所以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比较小。但我们看到的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巧相反。下图中,横坐标代表一个省所有的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这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悖论”啊!张先生是大经济学家,他应该思索一下“悖论”是怎样形成的,原来,这张表是2003年的情况,这是一份私人调查的资料,我们姑且承认它有参考价值,2003年,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高峰,像辽宁、黑龙江等国营大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是国企改制的重灾区。工人连吃饭都十分困难了,而改制后的老总们,拿比工人高几十倍的工资。你张先生就以此来说明“国企越集中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这时的“国企”还存在多少?改制后残存的“国企”,也是面目全非。张先生,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什么在研究这个“悖论”时,却装糊涂呢?你们指导着对国企的一场大掠夺,“空手套白狼”,一下子赚成千上亿,而工人却急剧地贫困化,绝对的贫困化。在赚得钵满罐满的时侯,反转来把污水泼向被掠夺者的身上。你们把收入差距扩大的罪名加到国企身上,有良心吗?你不是骗自己,而是骗社会,骗人民。

这种“理性思考”,理所当然地遭到“大众暴政”的攻击。近两年来,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尚全的“新西山会议”算一次吧,《炎黄春秋》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算一次吧,2008年元旦,《南方报业》掀起的“普世价值”算一次吧……。特别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强国论坛》上与网民对话后,使大众更受鼓舞。看来,这种“血性”的“大众暴政”还得一阵比一阵更猛烈地刮下去。

读完《中国改革30年——十位经济学家的思考》,掩卷沉思,滔滔不绝的演说,洋洋大观的阔论,不外一句话:“资本主义必然消灭社会主义”。陈志武先生说得很坦率:“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配的法治、人权、民主、宪政,这些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跟人种、肤色、宗教无关的东西。不是偶然,是必然”。因此,他讲“中国改革160年”,1840年英国用炮舰轰开了虎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世纪。“过去英国人用海军,今天美国人用规则来推销华盛顿共识”(仅仅是“规则”么?巡航导弹不是比英国炮舰更凶猛么!)

的确,从1840年以来,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现在还未结束。中国人怎样看待这个时代?汉奸,洋奴们又怎样看待这个时代?有史可鉴。可以肯定,这本书上的大多主流精英们不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的。因此,我把这个“读后感”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

你从哪里来?朋友!

2008年9月16日于武汉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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